股票配资最简单方法将军级战犯回忆：以杜聿明黄维的人品身份地位，怎会得那八种病？

在反映战犯学习改造生活的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中，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常务副所长胡大树抱怨：“这帮家伙，都是在国民党那边得病，跑我们共产党这边治病来了股票配资最简单方法，这不是拿我们当冤大头吗？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”

电视剧演的这段，还真符合史实：很多将军级战犯，用“百病缠身”来形容也不过分，要不是进了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，去了台湾狼多肉少，不饿死也得病死。

在双堆集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在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中承认：“假如我仍旧在旧军队里，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。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，经济力量毕竟有限，即使典当一空，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10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。”

在陈官庄被俘的徐州“剿总”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的身体也很差，他任东北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时候，就已经病得很严重了——他经常疼得直不起腰，坐在汽车里还要在后腰和靠背之间塞一个垫子。

在淮海战役期间，邱清泉就曾悄悄给老蒋发电报，让杜聿明乘飞机离开陈官庄去南京治病，结果老蒋派来的小飞机，却没有着让杜聿明离开的手令，所以杜聿明只能“感谢校长好意”而不敢离开。

中国有句老话，叫“皇帝不差饿兵，官不踩病人。”老蒋很多手下病得一丝两气，还得替他卖命，有限的医疗资源，根本就轮不到非核心将领头上——即使是“心腹爱将”，在战场需要的时候，老蒋也会毫不在意地把他们推上去，这就叫赶鸭子上架。

据沈醉在《人鬼之间·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另面人生》中回忆，杜聿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查出四种重病，黄维在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中承认，他也查出了五种重病。因为杜聿明和黄维所患疾病有相同的，合并之后，两人一共患了八种病。

看了将军级战犯沈醉和黄维的回忆文章，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：以杜聿明和黄维的人品私德和身份地位，怎么会得那八种病？

黄维和杜聿明在战场上都比较顽固，刚被俘的时候也抗拒改造，而且对老蒋都有一种愚忠，但实事求是地说，他们个人的人品和私德，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杜聿明是“剿总”中将司令，黄维是兵团中将司令，以他们的薪水收入，看病应该没有太大困难，为什么直到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，才发现这八种病几乎已经病入膏肓？

沈醉说杜聿明所患为肺结核、肾结核、胃溃疡、脊椎结核，黄维说自己得的是肺结核、腹膜结核、淋巴结核、精囊结核、副睾结核，两人都有肺结核，再加上其他七种，恰好是八种。

笔者对医学几乎一窍不通，但也知道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五十年代，青霉素都很好使，治疗炎症十分有效，别人或许得不到美国进口的青霉素，但老蒋两口子乃至戴笠毛人凤，想弄百十箱子根本就不难，早点给黄维杜聿明用上，他们也不至于在战犯管理所差点病死。

黄维回忆：“好几种结核病一齐暴发出来。其中特别是急性腹膜结核、腹膜炎最危险，因为腹水很多。肚皮肿胀得老高老高，两条腿肿得发亮。从发病那天开始，我就躺下不能动了，这一躺就整整躺了四年的时间。当时给我治病，那是费了相当大的力气的。那时治疗结核病的药物，如链霉素和青霉素，我们国内自己还不能生产，而英、美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虽然过关，却对中国大陆封锁。于是，我需要的药物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机构专门派人到香港、澳门买回来的。”

成为战犯，反倒得到了良好治疗并根除了痼疾，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黄维活了八十五岁、文强活了九十四岁（这是按周岁计算，如果按传统算虚岁，每人还得加一两岁），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卢浚泉享年八十岁、周振强享年八十四岁、宋希濂享年八十六岁、邱行湘享年八十九岁、郑庭笈和杨伯涛都享年九十一岁。

如果这些人继续替老蒋卖命，能活到七十的可能也没有几个——他们毕竟不像陈诚那样，不但是老蒋绝对的心腹，而且还认了干亲。

陈诚的级别比杜聿明还高，但是在担任“参谋总长”兼东北行辕主任期间，被解放军打得晕头转向，就直接称病去职，被陈诚裁撤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杜聿明（杜聿明在就任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之前，还当过东北保安司令长官）割了一个肾之后，去看望陈诚，才发现“陈总长”是小病大养：“我见陈诚满面红光，比他一九四三年在昆明患十二指肠溃疡病时的精神还好得多，不像个病人。我当时想，陈诚真是被共产党吓倒的，当然他病是有的，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病。”

杜聿明在《辽沈战役概述》中还用“注解”揭了陈诚的老底：“一九四三年陈诚在昆明为了奉承他的美国主子，经常举行酒会招待美军顾问。十月间有一次吃酒过多，十二指肠溃疡，当时消瘦异常，卧床不起，以后治好，经常吃一种流质食品。据一九四六年秋间陈诚对我说，他吃这种食品营养足,每一个钟头吃一次，可以保证十二指肠不会发生问题，可是每天要花十几美元。”

陈诚一天吃营养餐就要花掉十几美元——1943年到1946年的美元多值钱，熟悉那段历史的都知道，即使是美军准将，把每个月薪水都花掉，也不能像陈诚那样每天吃。